公元前628年，郑文公辞世，公子兰登上君位。秦穆公打算趁着郑国国丧之际将其灭掉，于是派遣大将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率领大军偷袭郑国。秦军行至滑国境内，也就是如今河南偃师、巩县一带时，恰好郑国商人弦高正赶着一群牛前往洛阳售卖。

郑国商人弦高途中发觉了秦军的动向。他清楚郑国毫无防范，若秦军突然袭击，郑国必将面临亡国之危。弦高灵机一动，一面通知传递公文的驿站回郑国报信；一面挑选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肥牛作为礼物，去犒劳秦军。弦高以郑国特使的身份拜见秦军大将孟明视时，镇定自若且不卑不亢地说道：“郑君知晓秦军长途跋涉而来，特命我前来献礼。我国已经严阵以待。”

秦军心生疑惧，主将孟明视等人认为郑国早有防备，偷袭已无可能，便放弃了偷袭郑国的计划，原路返回，转而灭掉滑国后撤军。秦军在归途中遭到晋国伏击，于崤山全军覆没，史称“崤之战”，三位将领被俘，此役使秦国遭受重创。

郑国因弦高的机智爱国、见义勇为而得以保全，国君和百姓都对弦高满怀感激。郑穆公欲以高官厚禄赏赐弦高，弦高坚决推辞，带着家人前往远方继续经商。弦高身为商人，未受朝廷委派，却凭借个人胆识化解危机，体现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精神。弦高以外交手段退敌，成为后世备受赞誉的谋略范例。

这个故事记载于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和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，可信度较高。弦高的故事不仅是爱国主题的经典素材，还反映出春秋时期商人阶层的活跃以及家国意识，至今仍被传扬。

弦高所处的春秋时期（前627年），“工商食官”制度尚未完全瓦解，商人的地位普遍较低，尚未形成独立的商人主流精英阶层。然而他竟能以“矫命献牛”的非常之举救国，本质上是普通商人阶层家国情怀的投射。

当代跨国企业的经营决策，需要放在全球产业链分工、资本运作规律的框架下考量。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自2016年起开始出售部分港口股权，本质上虽是跨国资本基于地缘经济风险的常规操作，但在中美激烈博弈的大棋局中，在特朗普的胁迫威吓下，不可能不选边站队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，成为不倒翁般的存在。

春秋时期的商贾大多依附于贵族来谋求利益，弦高的义举暗含“士商一体”的特征。现代商人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，成为不食人间烟火、只知在商言商赚大钱而完全抛开社会责任制度化表达的阶层。比尔·盖茨捐赠疫苗研发、任正非构建技术生态链、张謇研究会的当代复兴，都展现出商业文明的新形态。个别商业行为缺乏家国意识，并不能代表现代企业都没有公民责任感。

当今国家已经构建起反垄断审查、外资安全审查等制度屏障。2020年《外商投资法》明确规定，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需进行特别审查。李嘉诚的港口交易需经过多国监管机构审批，这从侧面印证了现代国家机器的风险防控能力。这与依赖个人义举的春秋时代有着本质区别。

值得思考的是：在全球化背景下，如何平衡商业理性与国家利益？日本综合商社的“国策经营”模式、新加坡淡马锡的国家资本运作，或许提供了新的范例。虽说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道德判断题，而是需要制度创新的智慧。但弦高救郑义举的精神遗产，更应转化为构建现代商业伦理体系的养分，树立为批判现实社会中唯利是图、利令智昏者的标尺。

美国企业从未做过任何损害美国利益的事；而且美国企业一直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奋勇前行；美国政府也绝不容许存在出卖国家利益的企业。特朗普一次次喊出美国利益优先的口号，既是说给其他国家听的，也是说给本国跨国公司听的。

根据伦敦交易所的数据，李氏家族仅在英国的天然气和电力资产估值就超过1.2万亿港元，相当于整个香港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。此外，李嘉诚还在西班牙电信、荷兰最大连锁药房持有大量股份。粗略统计，李嘉诚在22个国家拥有超过300项战略性资产。李嘉诚的资产九成分布在海外，价值难以估量。而此次与美国人进行交易的长和公司，市值仅为2000亿港币。

李嘉诚最怕惹怒美国人，从而导致自己海外资产受损。2025年3月，特朗普对外宣称要“夺回巴拿马运河”之后，李嘉诚在48小时内迅速与美国贝莱德签署收购协议，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公开竞标，完全是私下达成的。李超人此次抛售旗下港口，卑躬屈膝、摇尾乞怜、认贼作父、卖国求荣，只为博得美国人好感，从而保护他的海外资产帝国，这才是李嘉诚的根本目的。

在李嘉诚的思维定式里，只要特朗普稍有动静，他就会吓得心惊肉跳、魂飞魄散、脚跟发软，生怕自己海外的资产被美国人盯上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。俄乌冲突爆发后，俄罗斯大量海外资产遭到美西方冻结，这还不算完，俄罗斯本国许多富豪企业家的海外资产、游艇等全部被扣留甚至没收。美西方直接撕下伪装，公然抢夺。

当今世界格局愈发紧张，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，甚至为了遏制打压中国，不惜从俄乌冲突中抽身，将精力集中到中东，妄图控制中东的石油和贸易路线，以限制中国的发展。在这种大国博弈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，至少在李嘉诚看来，华为、TikTok都是他的前车之鉴。因此，李黄瓜觉得或许向美国人示好妥协就能保住自己的海外资产。将全球23个国家共43个港口的80%股权卖给美国贝莱德牵头的财团，属于正常商业行为，是一笔“双赢”的合作交易。

买办阶级资本家通常没有家国情怀，不会为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考虑，更不会舍小家为大家，舍生取义去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。一旦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并养肥壮大他们，结果就是得志猫儿成猛虎，忘恩负义、过河拆桥、恩将仇报、六亲不认、养虎为患、尾大不掉。

甚至妄图渗透操控政治，培养豢养自己的利益代理人，野心勃勃、不知天高地厚，企图做田氏代齐之事，严重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！马爸爸不是曾经大言不惭、目空一切地宣称：“银行不改变，我们就改变银行”吗？这也是朱元璋一定要消灭大明朝首富沈万三，清末首富盛宣怀留下100亿财产，儿子却饿死，女儿沦为女佣的根本原因！

商人尤其是世界级商人，自古以来就与政治紧密相连。商人首先是有祖国的，任何一个国家的巨商，都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。这也是其发展不可或缺的根基。商人如果单纯逐利，只为利益而活，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。在国家利益面前，任何人、任何公司都不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。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利益的组织、公司和个人，国家政府部门必然会严厉打击，绝不姑息！

即使富可敌国，也绝不能走上与国为敌的绝路。这条路，无需翻阅多少历史典籍就可知，越是大业越要以国家和社会为根本依托，否则既没有前途走不远，也没有意义，人生短暂，即便享受也是有限的。一个商人如果不以国家为根基，不靠国家政策扶持，企业如何发展？没有国家的庇佑，又怎能长久？商人不仅要有家国情怀，更要承担起反哺国家和社会的责任。

上海世纪汇广场，2004年低价拿地，12年闲置未开发，2016年卖给中国人寿赚了124亿。成都南城都汇项目，2004年购地，16年闲置未开发，2020年卖出又多赚38亿。重庆杨家山地块，2007年入手，10年后卖出价格翻了十几倍……

网友翻出财报，长和去年港口收入453亿，增长11%，李首富卖给美国的巴拿马运河港口价格，比国企当年报价低近50%，囤地算是商业操作赚快钱。那么低价出售如此重要的港口，这又是什么在商言商的操作呢？

上海那块地拿地价是每平1.2万，拖延11年未完工，转手每平5.5万卖出。成都项目楼面价1030块，周边地价上涨，员工抗议都阻拦不了交易。重庆地块磨蹭十年也只盖了几栋楼，大面积坐等地价上涨，空手套白狼，最终赚得盆满钵满……

港口生意盈利，却低价将关键港口卖给美国公司，这个港口对全球货运影响巨大，很多中国外贸货轮都要经过。长和称是“纯商业行为”，但贝莱德财团与美国军方有关系，真出问题我们企业损失不小。李家大公子解释为回笼资金，还取消香港发布会，这笔生意账算得不妥，做生意不能只看眼前利益，要顾全大局，也要考虑国家利益。

2021年中国招商局集团报价320亿美元求购巴拿马的两个港口，李某某回复“非卖品”。2023年中远海运加价到350亿美元，得到的答复是“资产重组中”。如今李某某仅以228亿美元就卖掉43个港口（含巴拿马的两个港口），而且48小时内就与贝莱德火速签约，既无公开竞标，更别说国资进场。试问这像正常的商业交易吗？

李嘉诚在中国修建港澳大桥时，就觉得大陆触动了他在香港的客运码头利益。从那时起，李超人就开始变卖内地部分资产，转移到国外发展！43个海运港口的经营权，低价打包转让给美国。难道如此精明的李超人不知道当今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，会对中国的一带一路、海上贸易通道带来巨大威胁吗？从李嘉诚与美国贝莱德集团达成港口经营权转让协议的同时，美国就迫使巴拿马放弃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，难道还看不出此次交易的实质性问题吗？

日本购买美国钢铁公司时，美国政府为何叫停呢？俄乌冲突中，西方为何制裁俄罗斯富豪呢？美国为何强行收购中国的TikTok呢？有哪些政治伦理，不能干涉跨国大公司的交易行为？就算李家的交易都是正常商业行为，在和美国谈涉及如此敏感资产的交易时，李黄瓜有提前告知国家吗？李公摊有给国家出价的机会吗？李超人有预留时间让国家应对可能造成的影响吗？这些难道不是一个华人最基本的操守吗？

在美帝对我们虎视眈眈之时，李家还向对方递刀子的做法，无论是从国家安全还是民族情感的角度评判，都是无法接受和不可原谅的！